但蒋明筝对医生、警察、城管这类“制服职业”人士，有种根深蒂固的、近乎本能的“严肃职业恐惧症”。这毛病，大概是小时候带着于斐讨生活落下的病根。
那时候她也就十来岁，于斐虽然比他大，但也就是个孩子。
孤儿院的补助有限，她想给于斐买点好吃的，买件新衣服，只能自己想办法。最开始是捡废品，后来胆子大了点，蒋明筝才拿出那笔来之不易的启动资金，学着别人在小学后门那条窄巷里摆了个小小的摊子。一个旧板凳，一块洗得发白的布，上面摆着她从批发市场论斤称来的廉价头绳、小本子、编手链的玻璃绳还有自己偷偷煮了、装在保温桶里的茶叶蛋和烤红薯。
于斐就乖乖坐在她旁边的小马扎上，不吵不闹，只是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来往的学生，偶尔帮她递个东西。生意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赚个十几二十块，够他俩吃顿带肉的晚饭。
直到那天下午，放学高峰期，摊子前围了几个学生。蒋明筝正低头给人找零，突然听到于斐惊恐的叫声，和一阵急促的哨音。她抬头，心脏瞬间沉到谷底——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戴着大盖帽的城管，正朝他们快步走来，表情严肃。
“小孩！这里不许摆摊！赶紧收了！”
为首的大叔声音洪亮，周围的学生一哄而散。蒋明筝手忙脚乱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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