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治体制变革需要一个题目。通常意义上政治体的，除非受到极其重大的冲击而不得不改变时才做出调整。例如，中国历朝历代找不出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先例，但就是因为二次鸦片战争输给洋人太惨，不得不有此调整；又比如新政改革与预备立宪的开始，就是受了庚子之变与日俄战争的刺激。这种被动性的调整，自咸丰以降，几逾50年，虽然扭扭捏捏、不情不愿，但却不得不为
林广宇所极力主导的第三次官制改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并未有突出的刺激事件，但其实质仍然是这种被动反应型变革的维系，唯一区别较大的，乃是上位者的积极态度和异常热衷的用心。
唐绍仪找的大题目是约束地方权力、恢复朝廷威信——自洋务兴起以来，特别是庚子年间东南互保一案，各地督抚把持地方，几乎尾大不掉。当然，这个题目太过于庞大，而且其限制各省督抚权力的用意也太过于明显，是不适宜作为理由宣灌的，那么还要在大题目之下寻找合适的小题目予以表征。
而这个小题目就分外对人胃口——盐政。
“禀皇上，收束各省权力，当在事权、兵权、财权等诸方面一一行事，可谓羌无繁杂。目前，各省兵权已收了一些，虽然督抚都有怨言，但对于新军划归国防部统一指挥却不敢有公然反对之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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