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年的高层官场有句俗话：“不怕康有为叫，只怕笑。”
这话虽然粗浅，却鲜明勾勒了当时的官场特点。康梁师徒自海外归国后，维新派风头正健、几乎如日中天，但在这种四处洋溢着积极乐观态度的境遇中，师徒二人的命运却迥然不同。梁启超大受重用，不但成为《帝国日报》的主笔和政学院的副院长，还在御前大臣会议中担当秘书郎角色，地位何其重要？
但康有为的处境便要尴尬许多，林广宇虽然礼遇有加，给了不少虚名衔头，品秩也从正六品的工部主事提升为从一品的政学院名誉院长，但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皇帝其实对康有为已敬而远之，对他的大话、空话表示反感，根本不似戌戌年那般盲信与听从。
康有为年逾五旬，脾气却是不改，依旧文笔如刀、口齿如凿，但如刀也好，如凿也罢，已经无关紧要，皇帝只把他恭恭敬敬地晾起来，当作“维新偶像”顶礼膜拜，用于酬谢十年前维新之功，对他的条陈却一再不置可否。康有为“叫”得虽然厉害，但几乎都是隔靴搔痒，丝毫落不到实处。原本外面有一堆投机之徒眼见维新之风盛行，打算走康有为的路子以改换门庭，但久而久之发现其人只是礼遇崇高、权力毫无时便不由自主地泄了气。
与康有为大言塞责不同，岑春煊惜字如金，为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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