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敬年本身是生意人，能理解成本管理中的一些手段，恻隐之心对于商人来说未必是好事。
但是他所面对的环境和赵束所面对的环境截然不同，他身边的同事不是海归就是双一流研究生起，他面对的客户群非富即贵，所以他逐利的代价非常小，至少不用过心里这关。
而赵束的同事大多是缅甸本地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跟随父辈在矿区讨生活，成年后使出浑身解数依然走不出这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矿山。
“东来”几乎不做零售，料子成批量批发给下游翡翠商或者同行和中介，抢的是一条条染血的矿脉，干的是刀尖上的买卖。
不同环境下生存的两个人对于同一件事的理解截然不同，比如赵束觉得“六个包子”合理，沈敬年觉得离谱。
杨庆峰在旁边听了半天，终于忍不住过来用缅语轻声问赵束，“阿束，他是谁啊？”
赵束用缅语答：“一个朋友”
“中国来的？”
“嗯”
沈敬年心说不够你矫情的，刚才在山脚明明说的是中文，这会儿又故意切成缅语。
他上前一步对着杨庆峰伸出右手，“你好，我叫沈敬年，赵束在中国的好友”。
杨庆峰先是诧异看了一眼沈敬年，随即目光扫向赵束。赵束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他会听，不会说”。
杨庆峰了然一笑，抬手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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