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二年七月纽约
心理学家劳仑特·谢尔顿今日的工作表上还剩下两位患者。即将在几分鐘之后进门的是他个人最偏爱的一位女大学生，这是她在自己这里的最后一场会面。按理说，心理医生不该对病者有任何偏袒，但对布莱尔·约翰森的指引和开导确实是他和各色就诊者的多场会见中最为平和与放松的经歷。因为谢尔顿在东海岸心理学界的名望和盛誉，来寻求他帮助的多数是娱乐產业的名流和科技领域的鬼才。
而他们和她们视他为精神垃圾回收站，毫无顾忌地分享各种带着歹意和贪念的秘事和心境。在他的这张深绿色的躺椅上，多少则因过分强烈的自我膨胀意识而编织成的恶闻軼事被喷吐出来，那些一道道因不必要的负面情绪而衍生出的诅咒、埋怨和邪念好似密密麻麻的蚊蝇鼠蟑，不断地啃噬着他的心智，以及他那对人性还怀揣希冀与惻隐之心的自我欺骗。
鲜少的会谈和治疗会像与布莱尔·约翰森那般让谢尔顿感到舒适与缓和。颇为讽刺的是，她的遭遇却是这眾多自恋狂、边缘性人格和同性恋歧视者当中最惨痛和不公的，而她，除了想要追随逝去的家人去轻生，并没有更多的恶念和愤世。布莱尔自小便跟着同母异父的哥哥凯文和母亲在印尼的底层社会漂泊，他们从贵州被凯文的生父骗去了巴厘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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