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整个人僵在那里，仿佛被冰水当头浇下，从头顶冷到脚底，他死死地掐着自己的掌心，指甲几乎陷进肉里。
“那个学生……是我吗？”他问，声音轻得像随时会断掉。
老爷子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答案不言而喻。
程砚低下头，肩膀塌了下去，像是被无形的重量压垮了，他想起大学时的沈予白，站在讲台上温和地笑着，叫他“程砚”。想起母亲出事那天，沈予白蹲在他面前跟他说“考政法大学，当我的学生”。
然后他又想起后来，他当着沈予白的面骂他“垃圾”，在法庭上公开提他“师德失范”，在洗手间里把他按在墙上羞辱。那些话，那些事，现在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扎在他自己心上。
“他住院那半个月，”老爷子继续说，“除了我，没人去看过他。他父母没来，前妻没来，同事没来，学生……更没来。”
“对不起……”此时的程砚眼眶赤红，眼底是一片深不见底的痛楚，“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老爷子看着他通红的眼睛，叹了口气。
“程砚，予白上次跟我说他不怪你，他说当老师的没什么不能原谅学生的。”老爷子说，“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纠结过去，是不能再辜负你的老师的了，你的老师心疼你，但我也心疼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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