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1章 生命权
太原审判的判决如巨石入水，激起的舆论波澜迅速通过遍布全国的报业网络扩散开来。
在北平、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报馆编辑部里，编辑主笔们对着刚刚译出的电讯稿，或奋笔疾书，或激烈争论，将各自的立场与观察铸成铅字，投向纷繁的民国舆论场。
上海，《申报》馆编辑部。
夜已深，排字房传来机器低鸣，但总编室依旧灯火通明。
总编辑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指着桌上几份不同来源的电稿，对负责撰写社评的主笔说：
“你看，太原这案子，判得厉害，但偏偏没要人命。北平学界那边传来的讨论，焦点就在这无期徒刑上。”
主笔是位留洋归来的法律学者，他推了推眼镜，沉吟道：
“确实。若按旧例或它省常见做法，此类匪患兼兵祸，枭首示众是寻常。
山西法院却止步于自由刑顶格。
我在欧洲时，确闻彼邦有废除死刑之议，但多停留在理论。
山西此举，虽未明言废除，但在实务中对此类重案避开死刑，其意蕴颇深。
他们在判决书中强调依法严惩，却又将惩罚的边界划在剥夺终身自由与财产，而非剥夺生命。
这或许可解读为，在其构建的司法理念中，国家刑罚权有其限度，即便对罪大恶极者，生命权之剥夺亦需极度审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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