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在收到原告通知后，是否联系平台核实权利来源？”
“联系过。”
“有书面记录吗？”
“主要是电话沟通。”
“是否停止继续投放涉案广告？”
“当时活动已经接近结束。”
“所以没有停止。”
对方律师皱眉。
“这不是同一个问题。”
陆谨言抬眼。
“正因为不是同一个问题，才需要分别回答。”
“最初使用时是否知情，可以讨论。”
“收到权利人通知后仍继续投放，是另一项独立行为。”
旁听席逐渐安静下来。
他没有提高声音，也没有用夸张措辞。
每个问题却都准确落在授权链最薄弱的位置。
庭审进行到举证质证阶段，对方又提出，原告曾经在个人账号中公开发布涉案图片，且没有添加“禁止转载”说明，因此应视为允许普通网络传播。
陆谨言的回应仍然很短。
“公开展示作品，不等于放弃着作权。”
“没有写明禁止商用，也不等于同意商业使用。”
“按照对方逻辑，只要一个人把作品放到公开平台，就需要提前列出所有不允许发生的使用方式。”
“这实际上是把核实授权的成本，从使用者转移给权利人。”
法官问：“原告方认为，商业传播者应承担什么程度的审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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