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难怪民国时期写文章的作家们多数有苦大仇深的文字，实在是，问题太多了。
说实话，恢复记忆之前，杨金穗对很多地方都隐隐看不惯。
因此没少做一些在周围人看来“不规矩”的事情，而恢复记忆之后，可想而知，让她看不惯的事就更多了。
尤其是在农村，偏僻，交通不便，宗族力量强大，政令不下乡。
什么主义，什么理论的风，都吹不透这里，往往是刮一阵过去了，大家还按照旧时代的惯性继续生活着。
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杨金穗写了一个农村女性被社会结构、宗族、家庭层层盘剥的悲剧。
又写了一个农村佃农辛苦劳作却家破人亡的悲剧。这两个故事根本不用杨金穗怎么构思怎么想象，在农村简直俯仰皆是啊。
像他们村，就有一个女人，被婆家上上下下欺负，跑回娘家好几次，又被娘家送回来。
甚至娘家还放话“这女儿他们管不了，麻烦亲家多管教”，这简直给了婆家尚方宝剑。
一时间连宗族都没法劝阻这婆家“别太过分打死了人”，毕竟，娘家都放话了。
这就是此时父权和夫权随意决定一个女人命运的典型案例。
杨金穗恢复记忆之前就觉得这女人可怜，但不知道该怎么帮她。
她可以过去阻止，那家人看在杨地主面子上会停下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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