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里，他敲开她的房门，摊开那些冰冷的医学数据和风险评估，用那种在评审会上做报告的克制语气，试图向她陈述留下这个孩子的后果——对他，对她，对整个家庭，那将是一场无法收场的毁灭。
他试过最强硬的命令。
当理性的劝说石沉大海，他也曾失控过。他站在她面前，居高临下地，用那种不容置疑的、上位者的姿态勒令她明天必须去处理。他甚至在那一瞬间拿出了小时候作为她“监护人”的威严，试图用切断她所有后路的方式逼她低头。
可芸芸只是看着他。
不论他如何焦躁地踱步，如何冷硬地威胁，她都照常吃饭、洗漱、睡觉，甚至在他最愤怒的时候，当着他的面，极其缓慢地喝干一杯温牛奶。她用这种无声的、非暴力的不合作，将他所有的攻击都化作了打在棉花上的拳头。
他肉眼可见地消瘦了下去。
白天，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数据。他必须时刻维持着大脑的高速运转，以此来压制内心那股快要决堤的焦虑。每当有人的电话打进来，他都需要先闭上眼深呼吸一次，才能用那种平稳、冷静且滴水不漏的声线，去粉饰太平。尤其是孟夏的电话，那种在“清白世界”与“现实泥潭”之间的极限拉扯，让他每一次挂断电话后都有一种近乎脱水的虚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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