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期间，罗兰子爵私下向内阁提交的备忘录中写道。
“观察其外交团队行事风格，更像是一群戴着革命红袖章的银行家——他们计算关税差额时的专注，竟是一点都不输谈论阶级斗争时的热情。”
这种认知在会议期间对方举办的招待宴会中得到印证。
安娜斯塔西亚作为东道主举杯提议“为互利共赢的商贸新时代干杯”时，在场至少有七位大使下意识的拍了怕脑袋，以为自己还是在梦里。
“既然连这群革命者都开始研究期货贸易行情了，我们又何必执着于意识形态的零和对立？”
查理曼王国新任内阁议长莫泊桑这句略带自嘲的调侃，如今正在赛格纳宫的回廊里反复流传。
战前囤积的“赤化威胁论”简报被锁进档案室，财政部则忙着重新评估与东方市场的贸易潜力。
毕竟当对手主动打开贸易门户时，继续树立铁幕搞意识形态对立就显得不太明智了。
正如《费加罗报》某篇社论所言：“当革命者学会用经济杠杆代替断头台，最精明的应对之策，或许就是递上一份利润丰厚的商贸合同。”
《喀山条约》签署的消息如同惊雷一般彻底瓦解了西线盟军残部的斗志。
先是查理曼的两万官兵，他们欢呼着将军帽抛向空中，迫不及待地踏上南归之路。
而在博德港，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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